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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班门弄斧：在鲁班门前舞弄斧子。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不自量力。(偏正式；
作谓语、定语、状语、宾语；
含贬义)
15.坂上走丸：坂，山坡。走：快跑，像在斜坡上滚弹丸一样，快地往下。形容事情发展很快。
16.鲍鱼之肆：卖咸鱼的铺子。比喻恶劣的环境。鲍鱼：咸鱼；
肆：店铺。
17.暴殄天物：原指残害灭绝天生自然资源。暴：损害。殄：绝。
18.暴虎冯河：赤手空拳打老虎，没有渡船要过河。比喻有勇无谋，冒险行事。暴：徒手搏斗。冯(píng)河：涉水过河。
19.毕其功于一役：毕：尽，完成。一次战役就完全成功或一下子把几项任务都做完。
20.筚路蓝缕：驾着柴车，穿着破衣服，去开辟山林。形容事业的艰辛。筚路：柴车。蓝缕：破旧的衣服。
21.比翼双飞：比喻夫妻情投意合，在事业上并肩前进。比翼，翅膀挨着翅膀。双飞，成双的并飞。(连动式；
作谓语、宾语、补语)
22.敝帚自珍：把自己家里的破扫帚当成宝贝。比喻东西虽然不好，自己却很珍惜。(主谓式；
作谓
语、定语、状语；
比喻自己的东西不值钱舍不得扔掉)
23.鞭辟人里：里，里头；
辟，透彻。形容能透彻说明问题。也形容言辞或文章的道理很深刻、透彻。要
一、选材：常规中体现热点
1. 成语的考查体现常规，均未暴冷门。2014年高考共考查了34条成语，均属于“常见”、“常用”的范畴。
2. 语境凸显五大热点。2014年高考语文成语试题的语境非常新颖，带给人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其中，如下五大热点备受关注：
（1）体育。如：
2013年，广州恒大足球队问鼎亚冠联赛，结束了中国俱乐部足球队二十余年无缘亚洲冠军的局面，这对处于低谷之中的中国足球来说弥足珍贵。（安徽卷第17题A项）
（2）科技。如：
随着4G时代的到来，国产智能手机纷纷登堂入室，截至今年第一季度，联想、华为、中兴和小米等品牌手机在全球市场已占有三分之一的份额。（安徽卷第17题B项）
（3）网络交易。如：
去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高达10万亿元，其中网络商品零售额超过了1.8万亿元，凭此成绩，我国当仁不让地跃居全球网络商品零售榜首。（安徽卷第17题D项）
（4）医疗质量。如：
医疗质量是关系到病人生命安危的大事，救死扶伤是医务人员义不容辞的天职。（新课标卷Ⅰ第13题①）
（5）地方特色。如：
湖北的国画创作受浪漫瑰丽的荆楚文化的滋养，源远流长，底蕴丰厚。当今的湖北画家既尊崇传统，又勇于创新，风格多姿多彩，为中国美术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湖北卷第3题①）
二、题型：同中有异
1. 趋同单选填空。2014年高考对成语的考查，有6套试卷采用了单项选择题型，6套采用了填空的形式。
2. 呈现三点差异。
（1）“选对”、“选错”别开生面。12道成语题中，选择“使用恰当的一项”的有10道，而选择“使用不恰当的一项”的有2道。
（2）“单考”、“混考”平分秋色。12道成语题中，单独考查成语的有6道，而将成语与实词、虚词或俗语放在一个题目中进行混合考查的也有6道。“单考”可以使考查指向集中，而“混考”则可以扩大考查的覆盖面，各展其长。
（3）“一境通考”题别具一格。12道成语题中，有10道题采用了把一个成语放在一个不同的语境中进行考查的形式，而江苏卷和广东卷则采用了把三个成语放在同一个语境中进行考查的形式，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三、内容：四大陷阱
2014年高考共考查了34条成语，其中，使用错误的成语有20条。命题人在试题中共设置了四大陷阱，考生在解答时需细心识别：
1. 望文生义。成语的意蕴是约定俗成的，而且大多都有一定的典故，加之有些成语中的语素还含有生僻的古义，这就造成了成语意蕴理解上的难度。如果我们对成语的意蕴仅从字面上去理解，就极易造成望文生义的错误。如：
①随着4G时代的到来，国产智能手机纷纷登堂入室，截至今年第一季度，联想、华为、中兴和小米等品牌手机在全球市场已占有三分之一的份额。
（安徽卷第17题B项）
②严冬的夜晚，凛冽的寒风从后窗缝里灌进来，常常把人们从睡梦中冻醒，让人不寒而栗。
（山东卷第4题A项）
③这次军事演习，蓝军一度处于劣势，他们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才夺回了主动权。
（山东卷第4题B项）
④最美的是小镇的春天，草长莺飞，风声鹤唳，走进小镇就如同置身于世外桃源，来此旅游的人一定会被这里的美丽景色深深吸引。
（全国大纲卷第2题C项）
⑤与连篇累牍的电视剧本身相比，剧中翻书的动作、人物的坐姿等，只是一些细节。然而，令专家如鲠在喉、遭观众调侃的，正是其中与历史常识相冲突的文化“倒刺”。梳理这些细节，无论是将死后谥号、庙号当作生前名号，还是“早产”的线装书、字画、历史事件等，其中的知识性错误都不难发现。只要多一些检查环节，多一些细节上的较真，在文化产品正式推向受众之前做好知识核查，诸多类似笑话或许是可以避免的。
（广东卷第2题B项）
⑥解决问题一般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将问题变小，小意味着成本低，好办事；
另一种是把问题变大，大而化之，放大了才能解决。
（浙江卷第3题D项）
“登堂入室”比喻学问或技能从浅到深，达到很高的水平。而①句将它望文生义成国产智能手机的出现。“不寒而栗”指天不寒冷而发抖，形容非常害怕、恐惧。而②句将它望文生义成寒冷了。“反戈一击”指调转矛头，向自己原来的营垒进攻，比喻掉转方向，对自己阵营的坏人坏事进行斗争。而③句望文生义成反击了。“风声鹤唳”指把风的响声、鹤的叫声，都当做敌人的叫阵声，疑心是追兵来了，形容惊慌失措，或自相惊扰。而④句将它望文生义成风的响声、鹤的叫声了。“如鲠在喉”形容鱼骨头卡在喉咙里，比喻心里有话没有说出来，非常难受。而⑤句望文生义用于文化“倒刺”。“大而化之”原指使美德发扬光大，进入化境，现常用来表示做事疏忽大意，马马虎虎。而⑥句将其望文生义成把问题放大了。
2. 对象误用。成语均有其特定的使用对象，有的用于人，有的用于物，有的用于事，有的还用于特定的人、物或事，如果把握不准，就极易扩大使用的范围或误作他用。如：
①近两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的数量快速增长，专利申请质量蒸蒸日上，这表明我国专利申请结构进一步优化，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
（安徽卷第17题C项）
②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实际情况，广开言路，畅所欲言，为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献言献策。
（山东卷第4题C项）
③这位书法家书写作品，不管十几个字还是几十个字，都倚马可待，一气呵成，并且字里行间显示出令人振奋的豪情。
（辽宁卷第13题D项）
④这把吉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出国前存在我这里的，本来说存一年，结果朋友一直没回来，这吉他到现在已经由我敝帚自珍了十年。
（全国大纲卷第2题B项）
⑤相比于持续火爆的住宅市场，多年来，写字楼市场一直处于不瘟不火的状态，与同地段的住宅楼相比，写字楼的销量要小得多。
（浙江卷第3题C项）
“蒸蒸日上”形容发展速度快，多指生活和生意。而①句却将它用于专利申请质量。“广开言路”指尽量给下面创造发表意见的条件。而②句却将它用于代表们自己的发言。“倚马可待”指靠着即将出征的战马起草文件，可以立等完稿，形容文思敏捷，文章写得快。而③句却将它用于书法作品。“敝帚自珍”指把自己家里的破扫帚当成宝贝，比喻东西虽然不好，自己却很珍惜。而④句却将它用于别人的东西。
3. 形近混淆。有的成语与其他成语由于读音、字形相近或具有某些共同的语素，在使用的过程中极易混为一谈。如：
①消防工作必须立足于___________，从提高公众的防火意识做起。
即使现有的产品畅销，也要___________，抓紧技术储备与新产品开发。
如果我们不从小事做起，___________，那些细小的苗头最终可能酿成大祸。
A.防患未然 防微杜渐 未雨绸缪
B.防患未然 未雨绸缪 防微杜渐
C.未雨绸缪 防微杜渐 防患未然
D.未雨绸缪 防患未然 防徽杜渐
（新课标卷Ⅱ第13 题）
②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海监船进入海域活动无可厚非/无可非议。（江西卷第3 题）
“防患未然”意思是防止事故或祸害于尚未发生之前。“未雨绸缪”指在天还没下雨的时候，就修补好房屋的门窗，比喻事先做好准备工作。“防微杜渐”比喻在坏事情坏思想萌芽的时候就加以制止，不让它发展。三个成语意义各有侧重，应该一一区别开来。“无可厚非”表示虽有缺点，但是可以原谅，没有什么可以过分指责的。“无可非议”意思是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表示做得妥当。
4. 断词取义。成语的意义具有整体性，应该整体使用，但有些句子在使用过程中，只断取成语中个别词素的意义，而抛开了成语其他词素的意义，因而导致了成语意义与句子语义的相悖。如：
这个剧院的大型话剧、歌剧等演出票价不菲，让许多有艺术爱好而又收入不高的普通人叹为观止，无法亲临现场享受艺术大餐。
（全国大纲卷第2题D项）
“叹为观止”指赞美所见到的事物好到了极点。本句中只断取了“观止”之义，意思是无法观看，从而造成了句义与成语意义相悖。
此法题别裁第一回也。“别裁”云者，非“别出心裁”之自夸，实与“正论”相对，属不登大雅、难入正殿之言。所记之事，皆为执教之时不忍以“良药苦口”以劝学，故尔点缀之零星闲谈，有“糖衣”之功，用一“裁”字颇为相宜。片言琐论，难成正果；
敝帚自珍，鸡肋不弃。幸得《科技与法律》杂志社王曙光先生之勉，将“无才可去补苍天”之碎石公陈于世，若得以法界学人于苦寂之中觅些闲趣，便是它们的造化。常有学生以“应读何书”相问，答曰：心中有知识产权，无书不可读。别裁所记，皆为闲书之中见正业之例，以证吾言不虚。
某日，余备讲著作权法之开篇，欲觅生动之言以解“作品”、“表达”之概念，未得。翻阅《红楼梦》以自娱，困倦之中竟伏案小寐。朦胧之中，忽见宝玉及诸姐妹共议惜春画大观园之事，只听那宝钗道：“我有一句公道话，你们听听。藕丫头虽会画，不过是几笔写意。如今画这园子，非离了肚子里头有几幅丘壑的才能成画。这园子却是象画儿一般，山石树木，楼阁房屋，远近疏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是这样。你就照样儿往纸上一画，是必不能讨好的。这要看纸的地步远近，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减的要减，该藏的要藏，该露的要露。这一起了稿子，再端详斟酌，方成一幅图样。”余心中一动，想那“思想-表达二分法”有何依据？依法学通说之见解，著作权法不保护思想、只保护表达，系出自利益平衡，以思想之共享促进科学文化之进步。实则不限于此，宝钗说得明白，“这园子却是象画儿一般”，若不是要看那人为的“远近、多少、主宾、添减、藏露”，又何必欣赏作品，只看那现实的园子便是。如此说来，作品的本质即表达。“思想-表达二分法”非纯粹之法理选择，有其美学上之依据。作为法学调整对象之作品，虽不可等同于美学上之作品，但亦不可全然违背美学上之作品本质，此法之第二性使然。法律只保护表达，非功利主义之举，而是顺乎作品之本性。又想，作品之表达究为何物？这“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减的要减，该藏的要藏，该露的要露，”一句，岂非将“表达”之真义悉数道尽？余叹道：“吾未见著作权理论对作品之解释有胜薛蘅芜者”。忽念及学界争执不休之“临摹”问题，因笑道：“敢问宝姑娘，不知临摹可也算得创作？”宝钗冷笑道：“适才说照样儿往纸上一画，是必不能讨好的。临者，以纸临帖边；
摹者，以纸覆帖上。不是照样儿画，却又是什么！不讨好的劳什子，保护它做甚！”余汗颜，想那作为权利对象之作品，必然是一种财产，是“可讨好”之物。若必不能讨好，利益之源从何谈起？吾等自抽象法理出发、厮杀于云端之题，竟消解于蘅芜君之兰言轻笑了！
梦断而醒，见清风翻书，正落在第42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潇湘子雅谑补余香》中宝钗论画一段。又看教材写道：“作品是选择、取舍、安排、设计、综合的结果。”忆起“远近、多少、主宾、添减、藏露、端详、斟酌”之语，复感慨一回。径直在“推荐参考文献”处列入《红楼梦》第42回，省却多少口舌！
王蒙先生曾云：“《红楼梦》的信息太丰富，留下的空白又太多，它诱使人们去寻找《红楼梦》之外的《红楼梦》，寻找出来的常常不伦不类，有的也满有意思。”从《红楼梦》看到著作权，既“不伦不类”，也“满有意思”。
一、借喻内涵和作用的具体分析
借喻是比喻的一种特殊类型，用某些有类似特点的事物来比拟想要说的某一事物，不过语句中不会出现本体，而是借用喻体直接代替本体，见下面几例。
例句1：邵所笑了一下，说，你讲的这罪人幡然悔改的故事满精彩，也满感人，可以拍进电视剧，也会让许多人感动，但对于我们……不起作用，我们不相信鳄鱼的眼泪。（尤凤伟《风铃》）
例句中用了“鳄鱼的眼泪”一词，属于借喻。小说主人公修脚工杜连福被误认为富人而遭绑架，他解脱后在派出所向绍姓所长说明情况，告诉对方自己通过交谈感化了绑匪，使绑匪意识到要知错改错，悬崖勒马。绍姓所长不认可杜连福的说法，表明立场说警察不相信。“鳄鱼的眼泪”一词源于西方谚语“shed crocodile tears”，是一个直译词。传说鳄鱼既凶猛残忍，又狡猾奸诈，它在吃人之前会流下虚伪的眼泪，今人常用来比喻伪善和虚伪。此处使用“鳄鱼的眼泪”喻体来代替“绑匪表态悔过罢手”的本体，一方面形象贴切，另一方面也符合邵所的人物性格。小说中杜连福没有什么文化，邵所在他眼中是个有知识有权威的人，在之前两人的争论中，杜连福认为邵所精通法律条文，便不再坚持己见继续争执了。这里邵所又说了一句读者明白而杜连福不怎么懂的谚语，有利于贯通情节发展，突出人物形象。
例句2：进了城，还是一路的红旗，“欢迎，欢迎”，但是看不见一般居民，只看见无数士兵骑着马，背着枪，也有步行的。此外只有卖烧烤肉的摊子，十步一处，二十步一处，把一条东门大街变成了兵士们的临时食堂。穿过临时食堂，我这步行一百多里的旅客到家了。（朱东润《朱东润自传》）
例句中，传主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历尽艰辛回到家乡，然而家乡也不安定，群聚着丘八们。作者用了一个暗喻句：“把一条东门大街变成了兵士们的临时食堂。”本体为挤满了兵士和买烤肉的摊子，喻体为“临时食堂”，喻词为“变成”。在后一句中，仅出现了喻体，所以“穿过临时食堂，我这步行一百多里的旅客到家了”一句是借喻句。
例句3：这坍塌的冰洞是个奇迹，尽管寒潮来临，水面重新结冰，但在白日阳光的照耀下又很快地融化和洞开。冬的伤口难以愈和。冬的黑子出现了。（冯骥才《逼来的春天》）
该例中，春季将至，一连多天的日晒让部分冰面坍塌，作者欢喜于从冰洞里露出的湖水，欣慰于春天的终将来临，一改之前的失望和失落，他愉快地把冰洞比喻成“冬的伤口”和更具期盼感的“冬的黑子”。黑子本是太阳活动的基本标志，作者以此借喻初露的冰洞是天气渐暖、冰层渐消的一种征兆，意味深长。
例句4：边上的戴圆一坐稳就睡着了，打着很响的呼噜，他却没有睡意，红色高棉、波尔布特等词语不停地在脑海中盘旋，那个有着神秘微笑的国度，却在上世纪产生了一个如此残暴的撒旦，不知那片土地上现在还有没有血腥味？（金问渔《裸死》）
例句中“撒旦”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经》中是一个魔王，说他时常诱惑人类犯罪作恶，专跟神和人类为敌。小说中夏九日去柬埔寨寻商机办企业，却对该国的社会环境怀有疑虑，特别是20世纪波尔布特发动的红色高棉运动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恐怖的印象。文中没有重复用一个较为生僻的“波尔布特”之名，而是用大家较为熟悉的喻体“撒旦”来指称，更加形象，也更加务实。试想此处如果再用一些具体姓名如波尔布特、农谢、英沙里等，不仅会损害阅读，也会使小说文本趋于理性化严肃化，使读者产生方向错误的阅读期待。
二、借代内涵和作用的具体分析
借代手法又称为“换名”，在语句中不直接说出人或事物的名称，而用与它密切相关的事物名称来代替，以使人或事物的形状特征更加鲜明、突出，其中用来替代的名称叫“借体”，被替代的名称叫“本体”，见下面几例。
例句5：我凭什么能够上学呢？用费的一大部分是由季鹰哥们支出的。他们不时提醒我：这笔钱是要一个一个地偿还的，他们也指出最初只说是上完小学就行，现在不是已经上完小学了吗？（朱东润《朱东润自传》）
例句6：进入中学部，我们除了中文、英文以外，还得重行学习算术，这是用英文教的，此外还得学习希腊、罗马和美国的内布拉斯加、伊利诺伊。（朱东润《朱东润自传》）
前一例中，传主家境贫穷，能去上海上学靠的是远亲季鹰哥、遗生一家等的帮助，然而季鹰哥本意也不是要资助传主上学的，而是因为传主成绩好，请他来替遗生做入学考试的。可考场中传主和遗生声息不能想通，以至传主考取，遗生落榜。例句用“季鹰哥们”来指代那些资助他上学的远亲，是用一个主要人物来代表全体，资助人既非真心全意，以赋法将其一一列举出来表示强调也就无甚意义了。
在后一例中，传主身处旧时代，在殖民地习气严重的南洋公学读书学习，“英文固然要读英文课本，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也要读英文课本，特别是那些外国教科书又没有替中国留下什么体面。例如我们读地理，不须注意中国有些什么省，可是美国的那些州，什么内布拉斯加、伊利诺伊，必须记清，一个也不能忘。”例句中用“希腊、罗马和美国的内布拉斯加、伊利诺伊”来指代殖民地文化知识，不直接讲明，而用借代修辞来表现，语含讥刺，既可使殖民地文化知识这种抽象概念形象化，也照应了前文的有关内容，体现了传主对旧中国被殖民状况的哀痛和愤恨。
例句7：几张板桌，一架旧书，在上海时，塞来塞去，只觉得没地方塞的这些铜烂铁，一到了杭州，向三间连通的矮厅上一摆，看起来竟空空洞洞，象煞是沧海中间的几颗粟米了。（郁达夫《移家琐记》）
“铜烂铁”即“破铜烂铁”，字面意义是破旧锈烂无用的铜铁器，因铜、铁是各种器物制造的常用材料，便常用来以材料代整体，泛指各种对象。例句中用“铜烂铁”代指前面提到的“几张板桌，一架旧书”，表明这些东西在作者眼中是无用的，多余的，然而后来搬入新居，便明显发现家里空空荡荡，过去的认识是错误的了。
例句8：告诉你一个秘密――黄浦江底下埋着一个藏宝箱，换算到今天可以值一个王思聪。（蔡骏《黄浦江上的白雪公主一夜》）
例句中所说的“王思聪”是总资产约4000亿元的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独子，因有钱而任性为公众熟知。这里以“王思聪”代指资产雄厚的人，用专称代泛称，整句话用直陈性的语言表述就是“黄浦江底下埋着一个价值连城的藏宝箱”。当然，在该语境中作者显然有着不以为意的心绪，因而把此词用成了一件价值不菲的商品。
三、借喻和借代的准确区分
合理运用借喻和借代，都能起到揭示特征、突出特点、生动形象的效果，然而二者还是很不一样的，其间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二者的使用条件。
借喻的使用基于本体和喻体之间具有相似性。在前例中，例1的鳄鱼流泪与坏人悔改都是虚伪的，例2的“临时食堂”正是其时大街的传神写照，例3传递着春天讯息的冰洞恰似一个“伤口”，更似太阳活动的“黑子”，例4的“撒旦”和“波尔布特”都是凶残万恶的魔鬼。相似才能相通，才会有强烈的形象感。
再来看文言文中借喻手法的使用。
例9：求民之利而兴之，求民之害而除之，取所谓善而督民从之，取所谓不善而禁民蹈之，皆求诸人也；
驳儒之所务，申、韩之敝帚也。（王夫之《宋论・太祖》）
全句大意为：追求对百姓有利的而加以兴建，寻求对百姓有害的而加以革除，拿来所谓的善而督促民众顺从它，拿来所谓的不善而禁止民众蹈行它，这都是求于他人；
驳杂的儒生所务求的，不过是法家申不害、韩非子的破扫把而已。
在姜斋先生看来，做君主需权重、望隆、学夙、思洽，宋太祖赵匡胤由后周殿前都点检直接黄袍加身，并不具备以上四个条件，而他能够“求诸己”而养盛德，并不像驳杂儒生所坚持的那样“求诸人”。姜斋先生斥“驳儒”的观念是申不害、韩非子的“敝帚”，这是借喻用法，其使用的条件是破旧的扫帚与迂腐的学说具有相似性，都是无用之物。今有成语“敝帚自珍”，即常用比喻义，喻东西虽然不好或不贵重，自己却很珍惜。
与借喻不同，借代的使用基于本体和借体之间具有相关性。因为有关联，所以可以用甲物代替乙物。如例句5、6，“季鹰哥”和“伊利诺伊”分别是本体“远亲”和“美国”的一部分，属于借体的真子集，例7的“铜烂铁”是日用物什的材料，例8的“王思聪”是有钱人的公众代表，都可以在本体和借体之间找到比较直接的相关性。
这里有一则古诗借代的例句。
例10：巾发雪争出，镜颜朱早凋。未知轩冕乐，但欲老渔樵。（王安石《壬辰寒食》）
此诗作于荆公任舒州通判的次年，诗人回江宁料理长兄王安仁丧事，有感而发，创作此诗，表达了希望归老田园、渔樵为生的意愿。“轩冕”本为古代士大夫以上官员专属的车乘和冕服，因其象征着身份和地位，故后常用以借指官位爵禄，如纳兰容若《与顾梁汾书》：“恒抱影于林泉，遂忘情于轩冕。”
准确区分了借喻和借代辞格的各自特色，在具体语境中的运用才会更加得心应手。修辞手法的巧妙使用能使文章生色，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教师在引导学生于阅读中学习辞格的过程中，可适当拿来学生习作中的语段，进行辞格点缀的示范，进一步增强学生的语用意识，将语文教学的任务落实得更加务实、彻底。
【关键词】陇东方言；
普通话；
先周语言
陇东方言是相当古老的方言，它曾经是古汉语的母体语言，并且一直影响着整个汉语的发展。虽然到了现代，普通话和西安方言的影响日益强大，却也不能完全掩盖陇东方言的地位。但是世人对于陇东方言知之甚少，本文作者系陇东人，出于敝帚自珍的想法，向大家推介陇东方言。限于篇幅，不能详细介绍陇东方言的全貌，只大致介绍陇东方言的轮廓，以使读者有个初步了解。
第一章 概述
关中方言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方言，属于中原官话的分支，主要集中在关中一带，总人口大约五千万余，代表话为西安方言。广义的关中方言分为关中方言东府话和关中方言西府话。前者包括西安市、铜川市、咸阳市、渭南市、商洛市一部、陕北一部、山西一部。后者包括宝鸡市、甘肃庆阳市、平凉市、天水市一部和宁夏固原市一部。
陇东地区的行政区划包括今甘肃省平凉、庆阳两市十五个县（区），陇东方言指通行于这两市十五县的地方话，属于西北方言秦陇片方言，与关中片方言非常相似又有所不同。
关中方言内部有一定差异，有的地点方言有特殊声母或韵母。词汇方面有差异。城乡语言有差异。新派老派方言有差异。回汉语言有差异。特别是连读变调与普通话有很大的差异：1.两个非入声字的阴平字连读，变调后主要读成“前上后轻”，这一点是陇东方言与西安方言的最大不同。2.“上―上”双音节词连读时，普通话全部变调，关中方言基本上不变调，这又是很大的不同。3.两个读阴平调的入声字连读变调后，与两个非入声字的阴平字连读的变调方式截然不同，表明入声字变调自成规律。
第一节 陇东方言简介
一、陇东方言与普通话的对应关系
陇东方言的非入声字与普通话在声调方面有强烈的对应关系（见下表）：
陇东方言中的古入声字在归调与连读变调方面的变化比较复杂，留待以后专门分析。
二、陇东方言基本特征
㈠ 声、韵、调诸方面均与普通话有差异，如声母多于普通话声母，韵母亦多于普通话声母，声调虽然也堪称四声，但与普通话辖字不完全相同，变调自成规律。
㈡ 陇东方言与甘肃其它地点方言相似，除极狭隘的地区有前鼻音尾韵外，余皆无前鼻音尾韵。
㈢ 部分地点方言有尖音。
㈣ 文白异读与北京话恰好相反：北京话文读音遵循文言文读音，白读音遵循读音；
陇东方言文读音遵循读音，白读音遵循文言文读音。因为陇东方言所谓的“文读”，是按现代书面语来读，接近普通话读音（即读音），而所谓“白读”，是按方言口语音来读，接近古汉语读音（即文言文读音）。因此用“文白异读”来描述除北京方言外的其它方言的异读现象，值得商榷，最好用“书面语读音”与“口语音”来区分。
㈤ 陇东方言多古音古义，如“xué；
逶wéi；
吃jī；
玩wàn；
甑jìn；
慵shón；
”以及“平斤、些微、且慢、使不得、设或、但见、敢教”等等。
㈥ 与普通话相比，异读现象较为特殊，特别是代词与象声词，非个中人难以理解和掌握。
㈦ 构词法相当活跃，指示代词、象声词、形容词的表达形式五花八门，有些词汇有音无字（不易找到本字），难以形诸笔端。
㈧ 方言词汇丰富，口头语常浮现出文言词语，有时又多俚语，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熔于一炉。
三、陇东方言的声、韵、调
㈠ 声母
声母共有24个，包括半元音y、w（不包括零声母符号），与普通话相比，多了一个“？耷”（该声母主要见于人称代词“我”及其形声字，还有一些古“疑”母字），常见字有“我、俄、蛾、鹅、饿、讹、厄、恶、萼”等，有的地点方言读？耷e，有的地点方言读？耷uo，声调依字而异。
另外，普通话的开口呼零声母字，如“爱、安、恩、偶”等字，陇东方言是n声母或？耷声母；
普通话的部分齐齿呼零声母字，如“牙、眼、咬、硬”等字，陇东方言是n声母的齐齿呼。
极狭隘的地点方言间或会出现[v]、[z]、[pf]及[pf‘]的声母，但不具代表性。
㈡ 韵母
陇东方言大部分地点方言缺乏普通话的前鼻音韵尾，普通话的其他韵母全有，陇东方言又有几个独特的韵母。（见后）
㈢ 声调
陇东方言有四个基本声调（不包括轻声和变调），调类和普通话相同，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调值如下（以宁县方言为代表）：
阴平31 阳平35 上声53 去声55
注：1.陇东方言的轻声调值为21，一般不另行标注。
2.陇东方言的单音节词均读本调，多音节词连读时往往有变调，后面有专文论述。
3.陇东方言有“语法变调”的现象，变读出一种长音来，如表示复数人称的“我的、你的、他的”，读作：？耷uo311di21、ni311di21、ta311di21；
又如表“小”意的子尾词（名词及量词），不叠用则用读长音的单音节表示：盅子zhon553zi21、车子che553 zi21、盒子huo335zi21、腿子tui555zi21、样子yan555zi21，等等。
4.陇东方言的庆城话与西峰话，阴平调值为42，与古入声有关。
四、陇东方言的古入声字
常见古入声字，在陇东方言中有将近80%归入阴平调，而普通话有60%以上归入去声调，这是很大的不同。
五、陇东方言的尖、团音
现代陇东方言的大部分地点方言已无典型的尖音，但少数地点方言依然有尖音，如宁县方言读音：新sin31，星sin31，精zin31等；
镇原方言读音：中zen31，水sei53，住ci55，等等。
【关键词】章太炎；
“国粹”思想宣传；
种性；
“故性”；
“国性”
【中图分类号】K8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4）02-0010-10
章太炎是近现代著名的国学大师，也是卓有成就的宣传家。鉴于章太炎在“国粹”思想宣传方面的卓越贡献和深远影响，有关章太炎“国粹”思想宣传的研究理应成为整个章太炎研究中一项关键性、全局性、值得深入探讨的内容。但是根据笔者目前查阅的研究资料，有关章太炎的“国粹”概念和观念、章太炎以“国粹”为核心的学术精神和学术方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而从舆论宣传的视角关注章太炎“国粹”思想的研究成果则很少。与章太炎“国粹”思想宣传较为接近的是关于章太炎“国粹”教育方面的研究，以硕士学位论文《章太炎“国粹”教育思想探析》为代表。此外，研究成果有的包括“用国粹激动种姓”的章节内容，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章太炎思想研究》，还有《国学：章太炎宣传革命的利器》，而直接以“用国粹激动种姓”作为硕士学位论文题目的有《“用国粹激动种性”一一章太炎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本质特征》。笔者认为，古-今（纵向）、中-西（横向）结合的维度是比较全面、比较准确地阐释和理解章太炎博大精深、纷繁复杂的“国粹”思想及其宣传的关键和要义所在，因为章太炎“国粹”思想宣传的纲领恰好兼顾了“国故”和“国学”这样两个维度和两种内涵，从而将既有侧重又有交融的三个概念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章太炎“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的“国粹”思想宣传的纲领，可以理解为由纵向与横向结合的“坐标轴”架构起来的一个“坐标”体系――纵向（古-今）坐标视野中的激发民众“故性”（对应“国故”之“故”义素），横向（中-外）坐标视野中的激发民众“国性”（对应“国学”之“国”义素），两者之间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自足、互补的完整体系。根据笔者目前查阅、统计的相关资料，可以认为，章太炎这种“坐标轴”式的“国粹”思想宣传纲领的解读方式，既为章太炎及其同时代“国粹派”的“国粹”思想及其宣传的研究提供一个新思路，也为改变近代以来学术思想界在定义和区分“国粹”、“国学”、“国故”三个概念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纷乱局面提供一个新视角。此外，近年以来，中国海内外学术思想界正在逐渐消除有关章太炎“复古”、“保守”的根深蒂固的误解和成见，同时也对于章太炎根源于中国传统的非“外缘”的“现代化”思想的研究开始展开，而本文提出的章太炎“坐标轴”式的“国粹”思想宣传纲领的解读方式也能有助于更系统、更深入地推进上述研究。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出：近日办事的方法“第一要在感情”，要成就这感情，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之一就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章太炎在此次演讲中还提出，“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李润苍认为“用国粹激动种性”是章太炎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纲领，也有学者称之为章太炎在政治与学术方面承先启后的纲领性主张。我们认为，“用国粹激动种性”也是贯穿章太炎一生的“国粹”思想宣传的纲领。
“种性”是佛教唯识学里的一个名词，梵语写作gotra，或译“种姓”。在佛教中，“种性”与“种姓”是两个相通的概念。一方面，由于古印度种姓制度下诸种姓各有其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与共同的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共性特征，因此，种姓（性）概念与民族概念在内涵上显然是相符的。另―方面，佛家讲“种性”，原本主要是针对人的非觉悟性而讲觉悟性的。章太炎也正是在这两方面涵义上综合运用种姓（性）概念的，他所谓“激动种性”，就是激发汉民族的觉悟性，使其达到对本族之民族性的自觉意识。正是基于这种基本涵义，章太炎的“国粹”思想宣传特别强调对于民族自觉心理和自觉意识的探寻和激发，并将国家（民族）、“国粹”（国学/国故）存亡兴衰的命运与民族“自觉”的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章太炎通过破除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悲观主义影响以及呼吁民众“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的“国粹”思想宣传。力求达到激发民众“故性”的宣传目的
章太炎“激动种性”的“国粹”思想宣传的一种基本维度和内涵是激发民众“故性”的宣传，其中“故性”简言之就是体现在民族/国家历史（故旧）意识上的自觉性。如果联想到“国学一国粹一国故”概念群，则“故性”直接对应“国故”概念中的义素“故”。章太炎理解的“国故”泛指中国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尤其着重指中国的历史文献典籍，基本上可以用章太炎广义的“历史”概念加以阐释或替代，主要包括“旧物”、“旧贯”、“旧章”、“故常”、“故言”、“故书”等。也就是说，在中国“古（故）-今（新）”文化比照的纵向维度上，章太炎的“国粹”思想宣传彰显了历史性（故旧性）因素的重要意义，这恰恰是与章太炎“国粹”思想中有关历史（故旧）的认识是相符合的――他提出“国粹以历史为主”，“中国今后应永远保存之国粹，即是史书，以民族主义所托在是。”
（一）章太炎对国人“国粹残贼论”、“疑古论”、“历史为断烂朝报论”等带有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悲观主义言论的批驳
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悲观主义包括对民族历史文化的随意割裂和曲解、恶意怀疑和鄙弃等多种表现形式，晚清以来盛行“国粹残贼论”、“疑古论”、“历史为断烂朝报论”等就是带有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悲观主义色彩的重要言论，而一言以蔽之，这些论调都大致不离“视一切历史为刍狗”之义。对于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悲观主义言论的批驳是章太炎激发民众“故性”的“国粹”思想宣传与论敌不可避免的正面交锋。
“国粹残贼论”者指斥“国粹”思想内涵的局限性，“国粹残贼论”者指出“国粹非一切可以为法，残贼做奸之事，具在史书国典，志之无益，徒蹂躏人道”，何况“欧洲诸达者，愤政府之祸民，或以遮拨国粹为事”，言下之意就是我们中国也要效法欧洲排斥“国粹”、至少是要排斥“国粹”中的所谓残贼成分。“国粹残贼论”的舆论影响很大，得到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不少著名学者的认同和支持，例如胡适就曾经多次郑重其事地辨析“国故”概念，他明确宣称“国故”既包含“国粹”也包含“国渣”，其中“国渣”理所当然是应该废弃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章太炎强调“国粹”的本质属性只是“记载故言”的史事（史实）属性，即巨细并举、是非（善恶）不计的客观属性，应该遵循“舍是非而征事迹”的取舍标准。章太炎认为，如果以道德或文学标准评判，先人“故言”并非尽善尽美、甚至有的是不善不美的，但是我们后人正确的态度依然是珍惜它们，而不是遗弃它们，因为“善者示以为法，不善者录以为戒，非事事尽可法也”。
所谓“疑古”，可细分为怀疑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和怀疑中国古代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两个具体方面，今文经学家廖平提出的“六经皆孔子所撰，非当时语，亦非当时事，孔子构造是事而加王心”以及“四代皆乱世，尧、舜、汤、武之治皆无其事”，就是他从以上两方面“疑古”的典型例证。章太炎反驳说，在孔子时代《诗》、《书》、《春秋》等六经是被“道、墨所周闻”的，只是诸子中道家、墨家等各家不肯去做删定六艺的工作，因而被儒家的孔子独占了这份功劳而已。章太炎还推断六经在当时是被社会大众所熟知的，六经的精义已融化在普通百姓言行之中。这些都充分证明了六经是老子、墨子乃至普通民众都熟悉的历史性学说，不可能是孔子当时私自杜撰出来的，而是孔子依据古籍删定而成。章太炎还指出，儒家以外的道家、墨家等八家所叙述的古代史事虽然与儒家经典确有抵牾之处，但是大致不差，甚至连一些细节都相符。这就有力地证明了尧、舜、汤、武等事迹是被包括儒家在内的多家诸子古籍共同记载，是确实存在的古代史事。
秉持“历史为家谱论”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根据“国民历史”的立场，指斥中国未尝有真正的历史可言，他认为，“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谍。”与“历史为家谱论”相近的还有“历史为账簿论”和“历史为档案论”等，总之就是诋毁中国旧史只是一部琐碎无意义的“断烂朝报”而已。章太炎指出，“历史为家谱论”者将中国传统历史内涵仅仅限定为一家之事、一家之谱是以偏概全、不合事实的，而更重要的是，即使中国历史内涵属于“家谱”、“账簿”性质，也应将这种“家谱”和“账簿”的地位和价值大大提升。他强调说，“国为天下之国，谱亦天下之谱……此账册为一国之账册，所纪者，国家之产业，亦人人之产业也。”况且无论是将中国历史视为家谱、账簿还是档案，都体现了以《春秋》为杰出代表的中国传统历史（史籍）的显著特征和突出优长――即“记事之书”实录性、承续性、系统性的高度结合，这正是西方历史（史籍）所缺失的。章太炎指出，正是因为当今政界、学界都不讲诵历史，都不视历史如家谱和账簿，而是将史籍束置高阁，导致出现“日本外交官在国际联盟会称东三省本是满洲之地，中国外交官竞无以驳正”的荒唐事件，章太炎认为“此岂非不看家谱、账簿，而不知旧有之产业乎？”章太炎还认为，印度人为之扼腕痛惜而求之不得的“杂史短书”和“宝书”其实正是家谱、账簿、档案性质的“记事”之类史料。
（二）章太炎对华夏文明“水原木本”和建构华夏文明早期历史谱系（以纵向坐标为主）的宣扬
在章太炎消除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悲观主义影响以及“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的“国粹”思想宣传中，对华夏文明“水原木本”和建构华夏文明早期历史谱系的宣扬是另一个重点内容，这相当于对于民族历史文化“根性”的宣传，而对于民族历史文化“根性”的宣传称得上是一种更彻底、更深层的激发民众“故性”的宣传，因而上节与本节内容可以视为章太炎激发民众“故性”宣传中“破”与“立”的两个基本层面。华夏民族人种和命名的溯源，汉语“语根”和古老“夏声”的溯源，这两者分别具有华夏民族文明史中民族血统和民族“文统”的“脐根”的意义，也足以作为章太炎激发民众“故性”宣传的典型样本和有力例证。
章太炎关于华夏民族人种和命名起源的考证和宣传不但澄清了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国家、种族命名的一些模糊认识，而且也为建构华夏民族的共同起源史、从而也为激发国人“认祖归宗”的自觉心理和培养国人“爱国爱种”的自发情感方面的宣传提供了坚实的证据、营造了有利的舆论声势。
章太炎关于华夏民族人种和命名起源的考证和宣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推翻他早年曾经认可的所谓华夏人种“西来说”（当时西方学术界流行的观点认为华夏人种最初是由两河流域古巴比伦人西迁而来）。（2）驳斥所谓苗族先于华夏族定居于中国的学说。（3）梳理“三皇五帝”和华夏主要姓氏的历史脉络，从华夏民族早期帝王世系和主要姓氏源流演变的角度考察古代华夏族的形成史。（4）探索“华”、“夏”命名的渊源。章太炎认为，“诸华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为言”，就是说“华”是“因山（指华山一一笔者注）以为邦国名”：神农、黄帝、高阳、高辛、禹等华夏族先王全都发祥于古邕州和古梁州，而“t州之地东南至于华阴而止，梁州之地东北至于华阳而止，就华山以定限，名其国土曰华”。夏是“因水（指夏水――笔者注）以为族名”，夏水其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汉水，“或谓之漾，或谓之沔，凡皆小别互名，本出武都，至汉中始盛，地在t梁之际。”章太炎考证华夏民族人种和命名的起源，其宣传目的就是以确凿无疑的证据确立具有本源和根基涵义的“国族血缘”的确实存在，“这种‘国族血缘’（nationalblood），在空间的横向层面上，将所有的国族成员转变成兄弟手足；
在时间的纵向层面上，又把他们化作同一先祖的子孙后裔。”章太炎关于华夏民族人种和命名起源的考证和宣传实质上是通过寻回“失落的祖先”或再现“复活的祖先”得以寻回、再现族类情感，以共同祖先的旗帜（即同属华夏先祖的后裔）的名义团结民族革命的力量、凝聚民族革命的共识、促进民族革命的动员。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章太炎以翔实的典籍材料证明了无论是“华”、“夏”、“汉”的语源之间，还是“中国”相关的国家概念与种族概念之间，都具有相当程度的统一性甚至同一性，其中“汉”的语义可谓纽带和关键――“汉家建国，自受封汉中始，于夏水则为同地，于华阳则为同州，用为通辞，适与本名符会。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章太炎着意宣扬的是：华夏聚族立国可谓“名正”、“言顺”而必能“事成”；
华夏建立和发展民族国家是由悠久历史决定的，具有无可辩驳的合理性和正统性；
“汉”名溯源“适与本名符会”的天然巧合甚至隐含着神秘玄妙的意味――华夏乃“天赐之国/族”、神灵必能庇佑中华、扬“大汉之天声”乃是天意。
章太炎十分重视民族语文在“国故”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将民族语文及其学问评价为“国故之本，王教之端”，认为这是与民族语文自身“无形大史”的身份和属性分不开的。“寻审语根”是章太炎在华夏历史文化“水原木本”的探寻和华夏历史文化谱系构建方面完成的基础性工作之一，是他在民族语文乃至整个“国粹”领域内追寻和激发民众“故性”宣传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无论是他“作《文始》以明语源”、“次《小学答问》以见本字”，还是他编次《新方言》征求古语和古音（即未受“夷音”扰乱的古老“夏声”，古老“夏声”的内涵接近汉语“语根”，但又侧重于古代语音），都是他“寻审语根”的表现。有研究者认为，章太炎“设计了‘语根’的概念……撰成了《文始》一书，其目的是想寻求积聚在表层平面上的由汉字负载的词语深层的历史发展脉络……旨在将《说文》平面的形义系统重组为历史的音义系统的理念，实在是难得的创新”。
章太炎宣称他撰著的《新方言》因其“察其语柢”而具有“和齐民族所有事”的宣传功效，即通过“语根”这个语言学的古今枢纽，章太炎论证各地方言不但不是民族语文累赘和缺陷的标志，反而通过“语根”的共同纽带，“调均殊语，以为一家”，即统一民族语言进而统一民族意志，维持了民族语文内部既具丰富性又具统一性的健康生态。有研究者论述章太炎为各地方言探寻语根的实践及其宣传在增进民族认同和建构民族谱系方面的重大意义，“他尤着意于以语言文字的寻根溯源来凝聚族类意识……他撰写《新方言》一书要传达给国人的主要观念是：各地方言，皆有本株，他们都是由中国的古语蜕化繁衍而出的，其根源实际上是一样的。是故当今散布中国各地，说各种方言的中国人，理应结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民族整体……若从各地方言追溯其语根之本源，可以建构‘方言树’体系，从而建立民族的树状谱系，这对建构整体民族的认同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是大有帮助的。”章太炎通过汉语“语根”着意宣传的是：中国语言万变不离其宗（以“语根”为宗），中国人也要万变不忘其宗（以华夏先祖为宗），而语文谱系（“同文”）与民族谱系（“同种”）之间构成亲缘性联系，或者说方言谱系也可视为某种隐喻性、深层次的民族谱系。章太炎探寻和宣传汉语“语根”，不但深远地影响了近代汉语文领域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学术论争结果，而且对于中国民众由民族语言文字之“根”到民族历史文化之“根”乃至民族生存发展之“根”的思索、觉悟，也不无启发和引导。
二、章太炎通过破除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悲观主义影响以及呼吁民众“晓得中国的长处”的“国粹”思想宣传，力求达到激发民众“国性”的宣传目的
章太炎“激动种性”的“国粹”思想宣传除了激发民众“故性”的宣传以外，还包括激发民众“国性”的宣传，其中“国性”简言之就是体现在民族/国家自我意识上的自觉性。也就是说，在“中一外（包括欧美与日本）”文化比照的横向维度上，章太炎的“国粹”思想宣传彰显了“中国元素”在独特性、优胜性、自立性和自主性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如果联想到“国学一国粹一国故”概念群，则“国性”正好与“国学”概念中的义素“国”相对应――其中“国”即指中国，“国学”意为中国特有的学问、学术和“学统”等。章太炎清楚地认识到，在“瓜分之形，如泰山”的时代，东（日本）西方（欧美）文化霸权的同化和侵蚀之力是很强大的，章太炎“以国粹激动种姓”的宣传既要力求在纵向的维度上扎牢历史文化的“根系”、稳固自己历史文化的“基盘”，也要力求在横向的维度上彰显华夏民族文化的特色和优势、增强华夏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竞争的底气和信心。
（一）章太炎对国人盲目推崇西方所谓“科学”、“文明”和中西文明“会通说”等带有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悲观主义言论的批驳
在晚清以来直至民国初期的中国，“科学”、“文明”、“进化”等从西方（或间接地转由日本）舶来的新观念以及看似蕴涵“平等”观念的中西文明“会通说”、西方文化向中国“移植说”等各类“新学”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广为流传并且深入人心，它们被中国的志士仁人视为民族救亡图存新的希望所在。当时东西方文化帝国主义者大多掌控了关于“新学”定义、阐释、宣传、推广等方面的“话语霸权”，在“新学”引进中国的过程中，“新学”之名义有的被道貌岸然地盗用或别有用心地“误读”（传受双方有时也会达成一种互相倚重而又各取所需的“共谋”关系），“新学”原本的真意和精义遭到扭曲或篡改，甚至被偷换概念而变得面目全非，所谓“科学”、“文明”、“进化”、中西文化“会通”等“新学”因此变质、变味――即用作西方“科学”“文明”等固有模式和普世价值观生硬地、强行地“框架”世界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发展的借口，甚至堕落为殖民扩张和文化侵略的工具，却颇能哗众取宠，迷惑世人，在“欧学东替，济济多士，悉舍国故而新是趋”的社会风尚影响之下，“新学螟至，灭我圣文”，“新学”对中国“国粹”构成直接威胁。章太炎力求通过纠正“新学”的“固态化真理”及其单向灌输的观念以及启发民众“胡乱跟人，非但无益，并且有害”的宣传，转变“国粹日微，欧化浸炽，穰穰众生，渐离其本”的民族文化危机局面，从而增强民族文化主体性和独立性等“国性”意识。因此，努力消除“新学”带来的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悲观主义的负面影响，也就成为章太炎激发民众“国性”的“国粹”思想宣传的题中应有之义。
晚清民初弥漫着“重以科学，驱h人心”的浓厚社会氛围。章太炎对国人盲目推崇西方所谓“科学”的言论和心态的批驳，是从三个角度进行的。章太炎批驳第一个角度，是揭露西方所谓“科学”的本质和真相。章太炎首先指出，西方流行的“科学”概念将“社会之学”（即社会科学）统属于几何图形和声光电等“质学”（即自然科学）之内，从而取消了社会科学的独立地位并泯灭了社会科学“心能流衍，人事万端”的人文性和复杂性。章太炎其次指出，在某些别有用心者的操控下，“科学”已经沦为霸权和强权者消灭、粉碎民族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的杀伤性武器，沦为他们扫除“异端”、一统天下的冠冕堂皇的旗帜。对此，章太炎的著名弟子周树人（鲁迅）在《破恶声论》中痛斥的“科学为之被，利力实其心”可谓准确形象的概括。章太炎批驳的第二个角度，是剖析国人推崇西方所谓“科学”的不当心态。首先是国人由于生硬照搬西方模式化、教条化的“科学”衡量标准而导致贬低中国“国粹”的心态。例如，有人指责中国历史不合科学，理由是中国历史没有所谓“科学”的标准模式――即“开卷说几句‘历史的统系’、‘历史的性质’、‘历史的范围’”。此外，还有“矫借科学之名以自文”、“借科学之号以自尊”的心态，就是以“科学”之名义掩盖其学术研究和论辩的理屈词穷、自相矛盾的窘境，粉饰其愚昧和鄙陋，自我标榜，自提声价，将在外人面前的自卑扭曲变形为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自尊”。章太炎批驳的第三个角度，是警示西方所谓“科学”对于民族思想意志造成的危害。章太炎指出，欧美只是充满市井气息和“趣于拜金”的“膏粱国”而已，崇拜欧美“科学”的中国士人往往“土木之美则靳之，文学之美则弃之”，即贪图低俗的物质享受而放弃高尚的精神追求，将中国的礼俗道德简单比附西方的“科学”，从而将中国的礼俗道德物质化和世俗化，“此其流弊，使人玩物丧志，纵欲而败度”。
“新学诸彦，震于泰西文明之名”的现象在章太炎时代很普遍。章太炎对于西方“文明”的批驳分别涉及善、美、真等三个层面。首先，就西方“文明”的“道德之善”而言，章太炎指出，法国、英国号称属于当今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而蒙古在历史上是以野蛮著称的民族，可是“始创自由平等于己国之人”的法国，却“实施最不自由平等于他国之人”。此外，相比于英国对待其殖民地印度，当年蒙古对待其征服地印度却宽仁得多。章太炎甚至还根据人的“根性恶”、好胜心强的人性论断定“愈文明之人愈恶，愈野蛮其恶愈减”。其次，就西方“文明”的“物用之美”而言，章太炎揭示出西方的所谓“文明”只是偏重、甚至是专指物质化世俗化的“物质文明”，这样的“文明”虽然“令械器日工，餐服愈美”，一方面确实使民众享受到了“物用之美”，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物用之美”却也成为人性摧残和社会价值“物化”的工具，致使民众“劳形苦身”地为这种“文明”服务和奋斗。“天下竞为物质之学’’往往只能将民众养成“物奴”，不能带来社会的真正平等或个人身心的自由解放，并且社会物质主义的强盛往往伴随人文主义的衰退、人文心灵的萎缩。再次，就西方“文明”的“进化之真”而言，章太炎引用《庄子齐物论》中“尧伐三子”的寓言故事说，在当时的“文明人”――尧眼里看来，宗、脍、胥敖还是“存乎蓬艾之间”的未开化的“野蛮民族”，那么，“文明”必然比“野蛮”高级，从宗、脍、胥敖所代表的“野蛮”阶段进化为尧所代表的“文明”阶段，也就成为人类文明“进化”的正确方向和必然结果，这就是根据“文野（不齐）之见”得出的所谓理性的进化真理――即“进化之真”。章太炎分析说，根据“文野（不齐）之见”得出的这种所谓理性的“进化观”并非普世真理，其实质只是以“文明”之名义消灭弱国、蔑视他国的国粹、造成他国民众无限崇尚“文明”的“趋时之疾”而已。
晚清的思想文化界十分流行中西文明“会合说”，例如《国粹学报发刊辞》声称“学术所以观会通”，梁启超比喻“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亢我宗”，张之洞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但是章太炎对于以各种面貌出现的中西文明“会合说”却十分警惕和反感。章太炎批驳国人盲目推崇中西文化“会合说”的根本动机是要揭露两方面的真相：一是既曰“会合”，就理应以中西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互惠互利为基本前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西方文化（包含“移植”西方文化的日本文化）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表现为强势的、侵害的姿态。二是既曰“会合”，就理应以中西文化之间的互相融汇、水乳交融为基本目标，然而事实也并非如此。正如《国学讲习会序》指出的那样，当时中国盛行的“中体（主）西用（辅）”说试图沟通、结合中学与西学，然而并不能打破中西学术的藩篱，得到的只是非驴非马的怪物，“中学”与“西学”依然还是互不相干的两张皮，令中学、西学双方都不满意。日本国粹派重镇志贺重昂提出“我辈决非顽固死守日本一切传统的守旧分子，而只是主张在输入西方文化，进行开化时，用日本国粹的胃脏来咀嚼消化它，使其同化于日本身体之内罢了。”“中体（主）西用（辅）”只是两套文化系统的组合或拼合，虽然它也区分主次，但却依然是外在的、附着的而非“咀嚼消化说”那样是内在的、融合的。章太炎反对“中体（主）西用（辅）”说也是基于这种本质区别的理念，他主张真正消化吸收“西学”并转化为我“中学”内在的一部分，否定对“西学”的生吞活剥、囫囵吞枣。
（二）章太炎对华夏文明“洋洋美德”以及努力建构华夏文明“大文化”系统（以横向坐标为主）的宣扬
在章太炎破除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悲观主义影响以及呼吁民众“晓得中国的长处”的“国粹”思想宣传中，对华夏文明“洋洋美德”以及努力建构华夏文明“大文化”系统的宣扬称得上是对华夏文化“本土品性（品牌）”宣传，而对华夏文化“本土品性（品牌）”的宣传是一种基础性的、必不可少的激发民众“国性”的宣传，因而上节与本节内容也可以视为章太炎激发民众“国性”宣传中“破”与“立”的两个基本层面。章太炎的“国粹”观特别重视讲“小学”，并强调“若夫民族区分，舍语言则无以自见”、“语言各含国性以成名”，因此，在章太炎激发民众“国性”的宣传中，汉语文的分析足以作为典型样本和有力例证。
晚清至民初的中国，在救亡图存的时代气氛中涌现出“现代化”思潮，这种“现代化”思潮往往是与西方化、全球化思潮相依相伴的，也总是与“科学”、“进化（进步）”、“新民”、“经济（适用）”等时兴观念或原则密不可分。清末民初语文的“现代化”思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批判汉语文“野蛮落后”、“难学”而追求“拼音文字”，二是批判文言文妨害“民智”、“国强”而追求，三是批判汉语文词汇贫乏而追求东西洋“新名词”，四是“欲语言统一，则必先求文字之简易”（即模仿日文“限制汉字”即减少中国的现行汉字，使用节省笔画的“简化汉字”并贬损中国各地的方言俗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章太炎比较汉语文与欧洲语文、日本语文之间的同异、优劣，运用古雅雄朴的言辞高声赞美说：“洋洋美德乎，颉籀斯邈之文！p形孑义，秒忽判殊，属辞比类，子母钩带。散而为尘不患多，集而成器不患乏。错综九千字，至于百十万名，魏然弗可尚已。”在这段热情洋溢的可题为“大美中文”的赞辞中，章太炎将中国语言文字形容为盛大美德的化身。他由衷赞美说：中国文字由单体的“文”衍化孳乳为合体的“字”，文字笔画及其搭配的细微变化引起文字音义的区别和差异，结构真是很精细的呀！语音各有归属，类别亦相比并，既可“成于递演”（顺流）又“无碍于归根”（溯源），如母子、子母之间源流清晰，逻辑真是很严密的呀！中国文字既有丰富的自造孳乳功能（例如“转注”可成―义数字），也有强大的经济节制功能（例如“假借”可成一字数义），繁省自如又很得当，使用真是很方便的呀！《说文》仅仅九千字，可是彼此交错配合使用，能成就成千上万的“名”，这座巍然耸立的中华文化丰碑，是没有其它民族的语言文字能够超越的呀！章太炎关于汉语文“洋洋美德”的颂文简直就是他关于整个华夏文化“洋洋美德”颂文的象征版本和缩微版本，但章太炎对于华夏文化“洋洋美德”的宣扬远远不止于此，从范围来看，还体现在华夏典章制度、人物事迹、文化艺术等多个方面，章太炎自信“吾国所以胜于白人者，固已多矣”。
章太炎秉持一种宽泛意义的“文学观”，“他所界说的‘文’主要是一种以文字为中心和代表的符号性文化，其‘总略’是一种把文化落实为‘文’（文字符号，或以文字符号为中心）”。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章太炎这种由高度泛化的“文学”定义得来的“大文学”观念，与他的“齐雅俗”观念、“大历史”观念（章太炎认为“儒之与史，源-流分”、“经者古史，史即新经”）、“历史-小学-文学”系统内部相互贯通联系的观念（以小学为根基，以历史为底色）可统称为“大文化”观念。章太炎的“大文化”观念与他批驳“国粹残贼论”的观念是相辅相成的：都是意在防止中国近代以来华夏思想文化的条块分割和支离破碎导致的中国文化力量的“内耗”和“分流”，力求建立起厚实宽阔的、“化臭腐为神奇”的、整体化的民族文化体系。在“姬孔遗言，无复挽回之力”这样的民族危亡的时代，章太炎倡导“大文化”观念和批驳“国粹残贼论”都是为了充分发掘、吸收和整合中国历史文化资源，将中国文化的各种支流汇合为滔滔洪流，在汹涌的西方“现代化”潮流中尽可能地壮大中华民族文化的声势和力量，以此增强国人解除中华民族文化严重危机的勇气和信心。章太炎努力构建的华夏文明“大文化”系统主要以横向坐标为主，而上述华夏文明历史谱系主要以纵向坐标为主，两者形成对立统一的关系，可见章太炎在华夏文明广阔领域内纵横捭阖，努力构建浑圆、深厚、完备的华夏文明体系的远大理想、开阔眼界和恢宏气势。
在汉语文背负野蛮、繁杂、难学、妨碍“民智”等诸多“罪名”而遭致不少国人口诛笔伐直至有人喊出以“万国新语”取而代之的舆论背景下，章太炎广泛搜集汉语文与东西洋语文平等、甚至更具优长的相关证据，满怀自信和崇敬地高声颂扬汉语文的“洋洋美德”，全面展现汉语文严谨而又周密、稳定而又延续、丰富多样而又生机勃勃等多方面的优长，充分阐释汉语文在记录、表达、交流和传播思想和文化诸多领域不愧为一套功能完善、使用方便的符号系统，从而论证汉语文是一种成熟、发达的语言，有效地回击了海内外对汉语文恶意的舆论攻击，为国人在正确认识汉语文独特和优长的基础上营造自觉热爱并坚决维护汉语文的社会舆论环境做出了孜孜不倦的努力和实实在在的贡献。推而广之，章太炎通过对华夏文明“洋洋美德”和华夏文明完备系统努力建构的大力宣扬，有力地抵制了海内外一些舆论对华夏文明“污名化”、“除名化”的负面宣传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国人在民族文化观上混乱、迷惘、自卑、自虐心理，在引导鼓励民众“晓得中国的长处”的宣传方面效果显著，并以民族文化认同为立足点，激发民众自信、自豪、自强意识，从而有效达到了激发民众“国性”的宣传目的。
余论
章太炎激发民众“故性”的宣传，是针对当时国人“旧性失”（鲁迅言）的现状，希求既在理性上促成民众对“国故”的审视、反思和回味，也在感性上促成民众对“国故”的信赖、温隋和敬畏，希求巩固和扩大古事古迹“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的宣传功效，从而达到“光复旧物，还我河山”的民族革命的目的。章太炎激发民众“故性”的宣传，其实是致力于以“复古”求“复兴”、以“绝学”求“新学”的宣传。它不是一味的强调保守、“舍新谋旧”，而“只是教人温故知新”，强调“蜕其故用而成其新用”；
它充分地论证了中国不是“因旧而益短拙”（指不能从继承自身传统文化中得到发展）、不得不走模仿别国文化道路的“仪刑之国”，而是能够在“因任”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即“因旧”）的基础上“有所自得”、“能自恢”的“通达之国”。这是对于一种稳定的、延续的民族传统的坚守，也是对于一种真挚的、深切的民族情怀的眷恋；
这是对于“反古复始，人心所同”的民族共同心理的认定和运用，也是对于曾在意大利历史上发挥过“爱国保种”巨大历史作用的“文艺复兴”的参照和期望。章太炎反对人为阻碍甚至割裂民族历史文化传承和发展过程中的内在逻辑、自然节奏和悠长血脉，反对民族文化改革和演化过程中随意的突变、肆意的巨变和刻意的求新求变，因此，“他对于康有为式的‘尽革旧俗，一意维新’的激进主义的社会文化变革主张，便给予了激烈的批评，谥之为‘猝暴’，称之为‘妄人’。”章太炎激发民众“国性”的宣传，其根本目的是：稳固民族文化自身的“底盘”，激活民族文化自身的“原动力”；
宣传的致效途径是：以培养国人在民族文化心态上的自立、自主来激励其自尊、自信精神，以促成国人在民族文化认识上的自知之明来激励其自强不息精神；
宣传着意纠正的国人不良心态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交融和交锋中，对“自家”的东西不是敝帚自珍，而是“稗贩泰西，忘其所自，得矿镤以为至宝，而顾自贱其家珍”的妄自菲薄和舍本逐末心态，这两种不良心态从更深层次上讲其实是“西方牛马走”心态和“学奴”心态的反映。章太炎激发民众“国性”的宣传，固然与西方所谓“文明”、“科学”等“现代化”思潮的冲击直接相关，但并不仅仅是“外来冲击接受影响产生反应”这样应激模式的产物。1911年日本的文化名人夏目漱石发表的《现代日本的开化》深刻地指出：“日本的文明开化，自始自终都是西方文明冲击之下的外发性的文明开化，日本不得不与西方交往，交往中又逐渐丧失了自己，这种皮相化的开化从今以后必须转变为内发性的、精神的开化，也就是日本本位的文明开化。”章太炎激发民众“国性”的宣传也正是属于这种立足中国历史文化自身“地基”的，是着眼于民族文化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固有性和自发性的，而非简单应激性和外发性的。章太炎曾充满自信地宣称，“近世欧人言，支那即复振，其社会裁制，当为世界型范。”这可以视为中国近代社会精英自信以中国“社会裁制”――即今天所说的“中国模式”跻身“世界型范”――即全世界民族文化生存和发展成功典范的豪迈预言和早期设想。
章太炎除了著书立说、在报纸刊发文章等方式宣传“国粹”思想以外，还多次举办国学讲习会，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的国学授课，还常年举行国学专题演讲，对于弘扬和传播国学充满热情，可谓殚精竭虑、诲人不倦。章太炎“以国粹激动种姓”的这种良苦用心和高尚情怀也深深地激励和感染了不少弟子，对他们的思想观念形成深远的影响，周树人（鲁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然而章太炎“国粹”思想宣传的影响不止于其授业弟子、演讲听众，例如，胡朴安说，很多留日学生“受章氏之感动，激于种族之观念，皆归于民族旗帜之下，风起云涌，各自发行杂志，宣传种族学说，以为革命之武器”。张继说，“章先生的革命文字，不止一端，喜欢阅读的人很多。就地域言，由上海扩及长江流域；
以对象言，则由下层阶级普及到知识阶级。这与后来革命成功的关系是很大的。”当时的社会舆论对于章太炎民族文化和民族革命宣传的卓越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例如，1905年《复报》第四号称誉章太炎“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以言论救天下”；
1911年11月16日《民立报》称誉他“留残碑于荒野，存正朔于空山，祖国有今日，文豪之力也……惟望我同胞奉之为新中国之卢骚”，有学者认为章太炎“是鼓吹民族民主革命最猛最力者，取得了反清革命的首席代言人的地位。”
章太炎“以国粹激动种姓”的宣传虽然取得杰出成就，但是其局限和不足也是不容忽视的。首先，章太炎在“穷而返本”、“文化寻根”的过程中，有时因为太多沉浸和陶醉于“文化乡愁”而过于泥古、崇古，也不免陷入根深蒂固的门户之见。例如，章太炎赞成“顺人情因旧常以为政”，反对“新民”的时代思潮，他认为所谓“新法”是从王安石开端的，因为王安石不真正了解和掌握中国的历史文化、“失于文义”而“妄者借以为柄”，所以延祸至今，这论断是有一些新意的。但是，章太炎根据“新法行二十余年，如削足适履，民不称便，而政亦日紊”的部分事实，断然宣称“新文化新道德者，有使人淫纵败常而已”，这就含有以偏概全的愤激之意了。其次，章太炎在防止因“灭学”而“灭国”的民族文化保卫战和反击战中，为了给国人的民族自觉性提供充足心理基础和精神动力，也不免陷入矫枉过正，或者陷入自负的、甚至有些狂妄的“爱国的自大”，例如他对于西方尤其是日本“汉学”的某些评价。又如，他过分拔高文史的地位（他将民族语文与民族生存之间的关系分别比喻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的“皮”与“毛”）。此外，章太炎虽然撰写了少数《逐满歌》那样通俗性的宣传作品，但是，他“以国粹激动种姓”的宣传过于艰深、古奥的语言风格毕竟明显地限制了他宣传的范围和效率，即使“当年章太炎的读者对象中很有一批旧思想浓厚者，传统的语言形式最适宜于对这部分人启蒙。”当然，他在给邹容《革命军》作序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2、千金一壸：比喻物虽轻贱，关键时得其所用，却十分珍贵。同“千金一瓠”。
3、千金一诺：诺：许诺。一个诺言价值千金。指守信用，不轻易许诺。
4、千金一笑：犹言千金买笑。花费千金，买得一笑。旧指不惜重价，博取美人欢心。
一、借喻内涵和作用的具体分析
借喻是比喻的一种特殊类型，用某些有类似特点的事物来比拟想要说的某一事物，不过语句中不会出现本体，而是借用喻体直接代替本体，见下面几例。
例句1：邵所笑了一下，说，你讲的这罪人幡然悔改的故事满精彩，也满感人，可以拍进电视剧，也会让许多人感动，但对于我们……不起作用，我们不相信鳄鱼的眼泪。（尤凤伟《风铃》）
例句中用了“鳄鱼的眼泪”一词，属于借喻。小说主人公修脚工杜连福被误认为富人而遭绑架，他解脱后在派出所向绍姓所长说明情况，告诉对方自己通过交谈感化了绑匪，使绑匪意识到要知错改错，悬崖勒马。绍姓所长不认可杜连福的说法，表明立场说警察不相信。“鳄鱼的眼泪”一词源于西方谚语“shed crocodile tears”，是一个直译词。传说鳄鱼既凶猛残忍，又狡猾奸诈，它在吃人之前会流下虚伪的眼泪，今人常用来比喻伪善和虚伪。此处使用“鳄鱼的眼泪”喻体来代替“绑匪表态悔过罢手”的本体，一方面形象贴切，另一方面也符合邵所的人物性格。小说中杜连福没有什么文化，邵所在他眼中是个有知识有权威的人，在之前两人的争论中，杜连福认为邵所精通法律条文，便不再坚持己见继续争执了。这里邵所又说了一句读者明白而杜连福不怎么懂的谚语，有利于贯通情节发展，突出人物形象。
例句2：进了城，还是一路的红旗，“欢迎，欢迎”，但是看不见一般居民，只看见无数士兵骑着马，背着枪，也有步行的。此外只有卖烧烤肉的摊子，十步一处，二十步一处，把一条东门大街变成了兵士们的临时食堂。穿过临时食堂，我这步行一百多里的旅客到家了。（朱东润《朱东润自传》）
例句中，传主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历尽艰辛回到家乡，然而家乡也不安定，群聚着丘八们。作者用了一个暗喻句：“把一条东门大街变成了兵士们的临时食堂。”本体为挤满了兵士和买烤肉的摊子，喻体为“临时食堂”，喻词为“变成”。在后一句中，仅出现了喻体，所以“穿过临时食堂，我这步行一百多里的旅客到家了”一句是借喻句。
例句3：这坍塌的冰洞是个奇迹，尽管寒潮来临，水面重新结冰，但在白日阳光的照耀下又很快地融化和洞开。冬的伤口难以愈和。冬的黑子出现了。（冯骥才《逼来的春天》）
该例中，春季将至，一连多天的日晒让部分冰面坍塌，作者欢喜于从冰洞里露出的湖水，欣慰于春天的终将来临，一改之前的失望和失落，他愉快地把冰洞比喻成“冬的伤口”和更具期盼感的“冬的黑子”。黑子本是太阳活动的基本标志，作者以此借喻初露的冰洞是天气渐暖、冰层渐消的一种征兆，意味深长。
例句4：边上的戴圆一坐稳就睡着了，打着很响的呼噜，他却没有睡意，红色高棉、波尔布特等词语不停地在脑海中盘旋，那个有着神秘微笑的国度，却在上世纪产生了一个如此残暴的撒旦，不知那片土地上现在还有没有血腥味？（金问渔《裸死》）
例句中“撒旦”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经》中是一个魔王，说他时常诱惑人类犯罪作恶，专跟神和人类为敌。小说中夏九日去柬埔寨寻商机办企业，却对该国的社会环境怀有疑虑，特别是20世纪波尔布特发动的红色高棉运动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恐怖的印象。文中没有重复用一个较为生僻的“波尔布特”之名，而是用大家较为熟悉的喻体“撒旦”来指称，更加形象，也更加务实。试想此处如果再用一些具体姓名如波尔布特、农谢、英沙里等，不仅会损害阅读快感，也会使小说文本趋于理性化严肃化，使读者产生方向错误的阅读期待。
二、借代内涵和作用的具体分析
借代手法又称为“换名”，在语句中不直接说出人或事物的名称，而用与它密切相关的事物名称来代替，以使人或事物的形状特征更加鲜明、突出，其中用来替代的名称叫“借体”，被替代的名称叫“本体”，见下面几例。
例句5：我凭什么能够上学呢？用费的一大部分是由季鹰哥们支出的。他们不时提醒我：这笔钱是要一个一个地偿还的，他们也指出最初只说是上完小学就行，现在不是已经上完小学了吗？（朱东润《朱东润自传》）
例句6：进入中学部，我们除了中文、英文以外，还得重行学习算术，这是用英文教的，此外还得学习希腊、罗马和美国的内布拉斯加、伊利诺伊。（朱东润《朱东润自传》）
前一例中，传主家境贫穷，能去上海上学靠的是远亲季鹰哥、遗生一家等的帮助，然而季鹰哥本意也不是要资助传主上学的，而是因为传主成绩好，请他来替遗生做入学考试的。可考场中传主和遗生声息不能想通，以至传主考取，遗生落榜。例句用“季鹰哥们”来指代那些资助他上学的远亲，是用一个主要人物来代表全体，资助人既非真心全意，以赋法将其一一列举出来表示强调也就无甚意义了。
在后一例中，传主身处旧时代，在殖民地习气严重的南洋公学读书学习，“英文固然要读英文课本，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也要读英文课本，特别是那些外国教科书又没有替中国留下什么体面。例如我们读地理，不须注意中国有些什么省，可是美国的那些州，什么内布拉斯加、伊利诺伊，必须记清，一个也不能忘。”例句中用“希腊、罗马和美国的内布拉斯加、伊利诺伊”来指代殖民地文化知识，不直接讲明，而用借代修辞来表现，语含讥刺，既可使殖民地文化知识这种抽象概念形象化，也照应了前文的有关内容，体现了传主对旧中国被殖民状况的哀痛和愤恨。
例句7：几张板桌，一架旧书，在上海时，塞来塞去，只觉得没地方塞的这些铜烂铁，一到了杭州，向三间连通的矮厅上一摆，看起来竟空空洞洞，象煞是沧海中间的几颗粟米了。（郁达夫《移家琐记》）
“铜烂铁”即“破铜烂铁”，字面意义是破旧锈烂无用的铜铁器，因铜、铁是各种器物制造的常用材料，便常用来以材料代整体，泛指各种对象。例句中用“铜烂铁”代指前面提到的“几张板桌，一架旧书”，表明这些东西在作者眼中是无用的，多余的，然而后来搬入新居，便明显发现家里空空荡荡，过去的认识是错误的了。
例句8：告诉你一个秘密――黄浦江底下埋着一个藏宝箱，换算到今天可以值一个王思聪。（蔡骏《黄浦江上的白雪公主一夜》）
例句中所说的“王思聪”是总资产约4000亿元的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独子，因有钱而任性为公众熟知。这里以“王思聪”代指资产雄厚的人，用专称代泛称，整句话用直陈性的语言表述就是“黄浦江底下埋着一个价值连城的藏宝箱”。当然，在该语境中作者显然有着不以为意的心绪，因而把此词用成了一件价值不菲的商品。
三、借喻和借代的准确区分
合理运用借喻和借代，都能起到揭示特征、突出特点、生动形象的效果，然而二者还是很不一样的，其间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二者的使用条件。
借喻的使用基于本体和喻体之间具有相似性。在前例中，例1的鳄鱼流泪与坏人悔改都是虚伪的，例2的“临时食堂”正是其时大街的传神写照，例3传递着春天讯息的冰洞恰似一个“伤口”，更似太阳活动的“黑子”，例4的“撒旦”和“波尔布特”都是凶残万恶的魔鬼。相似才能相通，才会有强烈的形象感。
再来看文言文中借喻手法的使用。
例9：求民之利而兴之，求民之害而除之，取所谓善而督民从之，取所谓不善而禁民蹈之，皆求诸人也；
驳儒之所务，申、韩之敝帚也。（王夫之《宋论・太祖》）
全句大意为：追求对百姓有利的而加以兴建，寻求对百姓有害的而加以革除，拿来所谓的善而督促民众顺从它，拿来所谓的不善而禁止民众蹈行它，这都是求于他人；
驳杂的儒生所务求的，不过是法家申不害、韩非子的破扫把而已。
在姜斋先生看来，做君主需权重、望隆、学夙、思洽，宋太祖赵匡胤由后周殿前都点检直接黄袍加身，并不具备以上四个条件，而他能够“求诸己”而养盛德，并不像驳杂儒生所坚持的那样“求诸人”。姜斋先生斥“驳儒”的观念是申不害、韩非子的“敝帚”，这是借喻用法，其使用的条件是破旧的扫帚与迂腐的学说具有相似性，都是无用之物。今有成语“敝帚自珍”，即常用比喻义，喻东西虽然不好或不贵重，自己却很珍惜。
与借喻不同，借代的使用基于本体和借体之间具有相关性。因为有关联，所以可以用甲物代替乙物。如例句5、6，“季鹰哥”和“伊利诺伊”分别是本体“远亲”和“美国”的一部分，属于借体的真子集，例7的“铜烂铁”是日用物什的材料，例8的“王思聪”是有钱人的公众代表，都可以在本体和借体之间找到比较直接的相关性。
这里有一则古诗借代的例句。
例10：巾发雪争出，镜颜朱早凋。未知轩冕乐，但欲老渔樵。（王安石《壬辰寒食》）
此诗作于荆公任舒州通判的次年，诗人回江宁料理长兄王安仁丧事，有感而发，创作此诗，表达了希望归老田园、渔樵为生的意愿。“轩冕”本为古代士大夫以上官员专属的车乘和冕服，因其象征着身份和地位，故后常用以借指官位爵禄，如纳兰容若《与顾梁汾书》：“恒抱影于林泉，遂忘情于轩冕。”
准确区分了借喻和借代辞格的各自特色，在具体语境中的运用才会更加得心应手。修辞手法的巧妙使用能使文章生色，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教师在引导学生于阅读中学习辞格的过程中，可适当拿来学生习作中的语段，进行辞格点缀的示范，进一步增强学生的语用意识，将语文教学的任务落实得更加务实、彻底。
〔基金项目：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写作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子课题“高考作文教学研究”（中语课字〔2014〕第01-123004号）〕
有这样一个寓言，意味隽永，让人回味无穷。它讲的是一群鸟儿互相指责、批评的故事。比如在鹦鹉的眼里喜鹊是奴颜媚骨，在百灵看来鹦鹉又是人云亦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也许地在这些鸟儿眼中孔雀也有缺点，就是尾巴太美。
我非公冶长，但听了鸟语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我辈人中像鸟的还算少吗？常见有的人，宽于律己，严以待人，凡是敝帚必然自珍自夸，凡是他人必然求全责备，时而感世伤怀，时而悲天悯人，时而怨物，时而自嗟，总而言之，昂昂然天地间惟我独尊，世间万物难入他的红眼。我要奉劝这样的人：“牢骚太盛防肠断”啊！
只看到别人的不足与缺憾，试问这种情绪的产生是源于世界上的不圆满还是心灵上的不完满？上古神话中说鸿蒙之初，天不满于东西，地陷于西北；
古人也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又何必囿于成见不肯多一分包涵呢？
梅尧臣有一句名诗：“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它历来为人激赏，我想除了诗本身的工巧外，还因为它包含着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理：事物各有短长。梅皋和司马相如都是才华横溢的名赋家，都曾以文章惊海内，而两个人也并非十全十美，“梅皋敏而不工，相如工而不敏”。我们怎么能因为梅皋“不工”就否认他的“敏”，或因为相如的“不敏”就看不到他的“工”呢？
如果我们都能全面宽容地正确看待他人和自己，不就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攻讦甚至械斗吗？鸟儿的互相指责正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应该看到我辈人中虽多朽木之才，我辈人中也颇多龙凤。不要做只看到别人缺点的“放大镜”吧。要知道鸟无完鸟，人也无完人。
书札别称很多。最早叫尺牍、笺简，后来就有书素、书翰、书辞、笺书、笺札、简帖、尺纸、信札等等。名人信札显得弥足珍贵，现以《时贤尺牍》为例，略加赏析。
《时贤尺牍》（图1）为民初南通金石书画会会长俞吟秋集藏。著名金石篆刻家王福厂题签，张大千（图2）等名家题词，集当时海上名人百家手迹（共分上下两集）。现择其代表刊出，以飨读者。
图3为杨逸来函核实张謇中进士年庚事，用的是一帧弘一法师自制的双钩“南无阿弥陀佛”文字花笺。杨逸（1864-1929年）字东山，号鲁石，晚号无间、无闷。上海人，光绪二十九年举人，工诗，善书画，为清末民初海上画派的重要画家，撰有《海上墨林》，从此不仅可以看到杨逸流丽的小行书以及撰稿者负责任的著作态度，还从中欣赏到弘一大师制作的典雅的释界花笺。
图4系海上“三吴一冯”中著名画家冯超然的信札。虽八行素笺，却满纸生花妙笔，虽讲索还画作事，却有礼有节，君子之风，可见一斑。
图5，系吴徵寄画作时所附便简，用上海戏鸿堂制笺。其书法老辣似张瑞图，率意而不乏自信。
图6为吴昌硕嫡传弟子赵云壑的信札。从中可知道其枇杷图时价十五元，其女儿牡丹图价八元，而给佣金皆一至两折。
图7-图8，该札为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美术部主任费师洪托俞吟秋购李方膺画作事。时李方膺满纸题字的八尺屏老梅，索价仅四十元，后悔当时未买下，让俞会长再去斡旋。也真是的，当时赵子云的枇杷图还要价十五元，这性价比怎么说呢？历代都有老画卖不过新画的现象。
图9，这是扬州刘逸园自制的“逸园书画笺”。与他人有区别的是，此乃画家作品润格广告笺，既作信笺也作广告，一举两得。可惜今天已名不见经传。
限于篇幅，恕不一一介绍。信札在版本学中归稿本，有其唯一性。书信一般只针对收信者或周围微量人群。书信往往更能显露写信人的真情实感，说的是真话实话，所记录的历史细节也更为接近真相，可作为研究相关史事的重要参考史料，允为信史。正因为如此，当代名人信札一旦公开，那些臧否人物、批评当局的言论可能会招来麻烦。所以，当代名人信札撤拍的原因，还不仅仅是著作权的问题。假以数十年后，所有当事人皆辞世，公开上拍肯定没事。
读原始信札远比读回忆录与自传靠谱，更不用说他人所作的传记。因为所有史家都重视第一手原始史料。这就是信札的文献价值，如果作者系书画家，其书法还具有艺术价值。信札由于幅面狭小而易于保存和流传，而同时代其他大的纸质品就没有这么幸运。小有小的好处，不但精致且利于传承。
信札的收藏。大致有三项标准：一重其人。历代名人当为首选，地位越高名气越大越受重视。二重其字。字要写得好，书法名家为首选，因其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这其中以毛笔第一，钢笔次之，圆珠笔、签字笔、水笔、铅笔又次之。因后者难以长久保存。三重其文。文采斐然的书信，本身就是一篇好文章。如果内容涉及历史重要事件及关键人物，还可能补史之阙如。若是诗笺及学术论争亦具文史价值。一般而言，三项标准齐全的书札少之又少，三缺一，乃至三缺二者也值得收藏。同书画收藏一样，信札收藏并非以量定而以质胜。民国时曾有人藏书札三万多件，不可谓不多，但充其量也不及同时代张伯驹先生的一纸陆机的信（平复帖）。
信札收藏渠道。一可借职务之便，如《时贤尺牍》，就是俞吟秋利用会长身份留心集藏而成，不少高官硕儒及出版商、报刊总编，都曾有意识地利用职务之便集藏名人信札。如今网络时代，稿件、信札多为电子文本，手稿收藏大都留在作者手中，他们往往敝帚自珍。二可与藏友调剂。同专题藏家手中多有复品，可以互为调剂，各取所需。三可从拍场获得。如有财力，不妨多关心拍卖市场，或能获得心仪已久的东西。
信札的鉴识。信札收藏的学问其实很深，特别是民国以前的古代书札，多为行草书。有人说读草书，如吃带刺的鱼，经常被卡住。但经验告诉人们，越是刺多的鱼，越有得品味。所以不识草书，不识繁体异体字，不识篆书（有印章时）的人，就无法读懂书札。如果是文言文或诗词，不懂词牌韵谱，无法断句，不了解古代信体格式及称谓虚词，更是一筹莫展。并且古代收信人不允许指名道姓，皆以字号相称，写信者往往仅具一两字的名。有些书信署名只写“名正肃”，“名心印”或“知名不具”等，只能从收信人的亲朋友僚关系网和其笔迹上比对与厘定。正所谓：藏需要的是眼光，品需要的是功底。
信札赝品的鉴别。常见有以下几种：
一是老笺老仿。一般藏家难以识别，非专家难以识破。如北师大出版的一本名人书札中有一件丁敬身的信，不知蒙过多少藏家眼睛，前年被某专家指赝，并指出该札原文抄自何处。
二是老笺新仿。也具有一定的迷惑性。有些人利用老笺纸仿名人笔法，重新仿制一件赝品。如果细心，可以在以往出版的名人尺牍中找到模本。
三是新笺仿老。老笺纸价高且难求。于是以新的影印老笺仿制以前名人信件，再作做旧处理，往往能使粗心的收藏者上当。
四是新笺新仿。此伎俩多见于作当代名人信札之假。如同当代人仿当代名人字画，由于纸张和时代气息相同，鉴别反而不易，除非对笔迹学相当精通，否则极易上当。遇有可疑当代名人信札，如果吃不准，一是暂且不收，待研究确定后再说；
二是设法联系写信人，请其自鉴，若作者已逝，请其亲属及弟子协助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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